伴随亚洲势力崛起的幸运儿
祖宾·梅塔—身材魁梧，相貌英俊，年轻时拥有浓郁的黑色小卷发，在某个时期还留着性感的胡须，在他的祖国印度，如此长相本可以去当电影演员，但是他却自认为做了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工作—指挥家。

指挥家这个岗位，或者说成功指挥家的岗位在20世纪中叶前几乎与亚洲绝缘，正像哈罗德·勋伯格在《伟大的指挥家》中所说的那样，指挥家这个职业属于欧洲，更具体地说属于莱茵河流域到地中海沿岸的中西欧。但在二战结束后，音乐世界的版图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德奥指挥传统逐步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具折中主义意味的国际化潮流，借机崛起的是以莱奥纳德·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美国指挥家学派，而在太平洋另一端，亚洲指挥家终于走向了世界舞台。

全球的青年音乐才俊以交叉授粉的方式，在异国他乡吸取着丰富的音乐养料。小泽征尔在上世纪50年代初先留学法国，后又在美国开疆扩土，并最终在欧美两地获得认可。而比他小一岁的梅塔则来到欧洲音乐心脏维也纳，他聆听卡尔·伯姆对贝多芬《费德里奥》的不朽演绎，溜进音乐之友协会金色大厅，偷偷观摩卡拉扬与乐团的排练，并在布鲁诺·瓦尔特指挥的莫扎特《安魂曲》中参与合唱团的演出。更关键的是他接受到健全的音乐训练，先是师从维也纳爱乐乐团乐师奥托·鲁南学习低音提琴，之后又在一代名师汉斯·施瓦洛夫斯基麾下学习指挥，后者培育出了阿巴多、辛诺波利、杨颂斯等一批名家。梅塔回忆说：“在和学生乐团排练时，他走到我身后，抓住我的衣袖，控制住我的胳膊，迫使我只能用手腕指挥。他希望我能彻底改掉以前动作夸张的习惯。那次的经历教会了我如何只用手腕去指挥。”而洗练、简洁的指挥动作一直伴随着梅塔此后的指挥生涯。

干净、明确的手势委实是现代风格指挥家的敲门砖，这让梅塔日后有机会在短时间内掌握控制乐团的技巧。不过在保守又相对排外的维也纳，梅塔缺少一展身手的机会。好在独具慧眼的经纪人齐格弗里德·赫斯特及时出现，将在维也纳蛰伏多年的印度青年带到了北美。而事实证明，美国更具备造就新星的土壤。十年时间，伯恩斯坦就迅速成为举世瞩目的一流大师，而如斯托科夫斯基、奥曼迪、莱纳等老派欧洲巨匠也是在这个国家获得了空前的知名度。

欧洲深造、美国发展，成为了一条绝佳的职业路径。梅塔无疑十分幸运，在赫斯特的极力引荐下，他屡次获得代替奥曼迪、莱纳、克伦佩姆佩勒、索尔蒂等名家登台的机会，不仅在1961年只有25岁时，就首次双双染指了维也纳爱乐和柏林爱乐，更为他带来了蒙特利尔、洛杉矶两支乐团的首席指挥的合同。梅塔的上升之路可谓顺利且平坦，他在洛杉矶爱乐工作了17年，之后又在上世纪70年代末接手纽约爱乐，接下来又担任了无数的重要职务—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佛罗伦萨五月音乐节音乐总监，而1990年出现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舞台以及世界三大男高音演唱会，最终将他的国际声望推向顶点。

与以色列爱乐的莫逆之交
然而，梅塔的国际指挥生涯并没有影响他对一个国家情有独钟，那就是以色列。

1961年，身在维也纳的梅塔收到一个神秘人PALPHILORC发来的电报，电报是这样写的：“由于尤金·奥曼迪不得已取消了指挥约定，你是否愿意代替他指挥以色列爱乐乐团的音乐会？”原来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乐团更名为以色列爱乐，但是它的电报挂号却沿用了前身巴勒斯坦爱乐的名字，而 PALPHILORC是首字母缩写。

以色列爱乐由著名的波兰小提琴家布罗尼斯拉夫·胡伯曼在1936年一手组建，他预见到纳粹会对犹太人进行大规模的迫害，于是说服了将近75名音乐家移民国外。而梅塔来到这支乐团时，成员大都是一些在大屠杀前后从奥地利或是西欧逃到以色列的移民。在经历了政治斗争、骚乱、大屠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支乐团风雨飘摇的经历还远未结束，而鲜有像祖宾·梅塔这样始终与之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指挥家。



当1978年，梅塔卸任洛杉矶爱乐总监时，他已与乐团合作了16年。他坦陈，自己和乐团彼此都非常了解对方，但由于太过熟悉，反而慢慢耗尽了双方的音乐灵感，取而代之的是琐碎的争执。但有趣的是，从1969年他开始担任以色列爱乐乐团音乐顾问（由于在和洛杉矶爱乐的合同中要求他不得担任其他乐团的音乐总监），再到1977年成为正式的音乐总监及嗣后荣膺终身指挥头衔，二者已经持续合作长达45年！与其说这是艺术上的休戚与共，倒不如说是道义和情感上的密不可分。

1967年，在外演出的梅塔来到在六日战争阴影笼罩下的特拉维夫，并在战时与乐手们一起在地下室度过了难眠的夜晚。那之后，在梅塔率领下的以色列爱乐赴美国为获得援助而展开巡演，70年代他又率团来到德国演出，化解了两国因为二战留下的创伤与隔阂。在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军队的飞毛腿导弹已经对准特拉维夫，但梅塔重复了他在六日战争时的义举，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回到以色列，并在那里带领乐团以音乐安抚在恐慌中的民众。

自从1961年与以色列爱乐首次合作，至今已有54年历史，梅塔指挥了超过3000场音乐会。他说，在以色列这样一个60多年来一直处于恐慌和危机中的国家，这些伟大的艺术家们献身于乐团，并通过音乐为这个需要新鲜文化活力的国度祈福。而在1994年，他带领乐团来到亚洲，不仅前往刚刚与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的祖国印度，也第一次来到中国，他与小提琴家伊扎克·帕尔曼的精湛表现，至今还令无数中国乐迷津津乐道。

暮年大师 中国会是下一站么
近日，梅塔又一次率领乐团来北京，但不同的是，这是他与以色列爱乐首次登上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舞台。演出曲目从莫扎特、韦伯到马勒，正是其早年在维也纳攻读时，倾力学习和研究的曲目范畴。早已说不清这是梅塔第几次访问中国，从1994年他首度率领以色列爱乐乐坛来华至今，20年时间让这位指挥家从接近花甲之岁到濒临耄耋之年。

梅塔也许是中国观众最熟悉的世界著名指挥家，这得益于他作为亚裔指挥家的身份，同时，也与他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高光表现有关。不过，梅塔与中国的关系可谓千丝万缕。其家族与中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晚清。梅塔祖母的弟弟是八国联军侵华时的一位雇佣兵，他原本打算满载掠夺回来的珍宝回到印度，没想到在卸货过程中弄丢了整个皮箱。

而在上世纪20年代，梅塔的叔父纳里曼曾在上海的一家大型棉花厂担任主管，并在那里组建了他年轻的家庭。那期间，梅塔的父母几度造访中国，并带回了屏风和针织品，而童年时代的梅塔对这段记忆印象深刻。

1994年梅塔第一次来到中国，不久，1996年他便随维也纳爱乐乐团故地重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音乐会间歇，他向当时的中国文化部领导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那就是在紫禁城太庙演出歌剧《图兰朵》。没想到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获准通过，1998年的这台实景歌剧演出成为上世纪90年代末国内最具热度的高雅艺术事件，而梅塔在那次演出期间，还为深处南方洪水灾害的民众举办了义演音乐会，在人民大会堂演奏了感人至深的威尔第《安魂曲》。

现在，梅塔已经是中国观众的老朋友，并且这份情谊还将继续延续下去。在这次与以色列爱乐乐团的演出后，大师明年1月还将在国家大剧院执棒2015年歌剧演出开幕大戏《阿依达》，并与大剧院管弦乐团和钢琴家郎朗合作一场音乐会。之后在6月，他还将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两场演出。梅塔年届八旬第一次展开与国内乐团的合作，这是否意味着他会与中国产生更紧密的关系？他会否像洛林·马泽尔一样，成为国家大剧院最为倚重的国际知名指挥家？人们有理由拭目以待。    转自《国家大剧院》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