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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的乐天派 方力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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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玩世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中国当代艺术的四大名家之一,艺术家方力钧生活在北京宋庄,过着闭门谢客的宁静生活。他说,生活中的“痛感”是他的创作原动力。

Mr. Fang Lijun,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China Cynical Realism, one of the four famous artists of China modern art, lives in Songzhuang Beijing. He is in the peaceful and quiet life. He says that the “pain” in the lifetime is the motivation of his creative works.

“人们平时看到太多经过粉饰的‘美好’事物,而我的作品则摈弃这些粉饰,你看到现实是什么样的,那它就应该是什么样的。”    —方力钧

语速不快,但是每一句话都衔接得十分紧密的方力均端坐在我们对面,铮亮的光头下是和其作品中人物一样玩世不恭的双眼,但是这双眼睛里却闪着如武侠小说里所描述的隐士高人般的“精进之光”。这道光照过来,如同来自浩瀚异世界的一道亮光。

这道光所照耀的“小光头”们都充满十足的玩世不恭,咧开嘴朝全世界人大笑,在中国“当代艺术之父”栗宪庭老先生看来,这是方力均“玩世现实主义”的独有表达。在“后89浪潮”之中,作为一个开创性的先锋人物,方力均携带着他的“小光头”打破传统的临摹与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登堂入室,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先行者与代表者。



从理想主义到机会主义
“89年之后,也正是我在‘圆明园画家村’的一段时间,其实在‘圆明园画家村’之前就是有很多希望可以自由生活的艺术家,大家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了一起,然后发现其他人也住在这里,当时也正逢社会环境逼得很多人必须从体制里出来,所以,形成了这么一个地方。对于创作,我个人觉得人作为独立的自由个体,不应该被束缚得太多,自由和独立是最难能可贵和渴望的。成为独立的个体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值得得意的。”号称赶上这个时代的方力钧回忆起圆明园画家村的生活,每每都还是十分怀念和感慨。

“在圆明园的时候我自己卖作品很谨慎,很多好的公共收藏作品都是那个时候完成的,无论是当时的价格,还是后来达成的认知几率,都是我现在还引以得意的事情。那个时候我的作品主要是,公共机构收藏,都是一些来自全球各地的美术馆。很幸运的是,那是我们自己选择收藏者的时间,大概有十来年,有时候我是宁可价格便宜一些,但一定要卖给好的公共收藏。”

其实,一大批艺术工作者们但凡说到圆明园画家村,无不以“悲惨”生活经历,沉重的发迹过程以及理想破灭等负面往事为话题点,但方力钧却反而庆幸,有人说他是艺术家之中头脑最为清晰理智的一个“聪明人”,他也并不反驳,只是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我有时候就自己觉得我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也不知道世界会怎么样,自己要往哪里去。我做这一切主要是为了好奇,核心就是为了填补生命的空白,因为生命始终要走过去,这里面要补充一些内容,其中好奇心是最重要的,所以你就去按照你的好奇心去做作品就好了,不用考虑太多。一个人在真实生活当中其实并不浪漫自主,并不是想怎样就怎样,像我这样的年龄和背景,其实真的有点儿像洪水中的一根稻草或木屑,到底会冲到哪里去,是完全不知道的。有时候快到岸边了,你会觉得要上岸了好像挺好的,但没料到洪水又把你卷回去了。所以,对一大部分人来说,是没有办法根据不知道的未来去设定理想的。”当方力钧这么说的时候,对面墙壁上的“小光头”们正在大笑,与方力钧略带沉思的神情交相呼应。或许是因为我们很轻易地谈到了理想,而伴随之的“理想主义”又却并不那么真实。



“在现实的环境里面,理想主义早就四处撞壁,甚至可能都已经绝种了。为什么还有理想主义存在,在现在的这个理想主义里面很大的比例都是欺骗,因为现实社会太残酷了,你除非是有超强的生命力,不然想保持理想主义的精神境界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剩下的就是现实主义,如果有人可以保持完全的现实主义的身份和态度,然后又可以乐观地生活,这种已经很了不起了。但在现在这个时代,现在这种社会环境里,其实我们就是机会主义,我们就是在各种夹缝,在各种力量的交错的条件下苟延残喘,过着或者好或者不好、或者高兴或者一般,尽力维持蝇头小利的生活,也就这样而已吧。大概,我比较悲观!”

在一位艺术家的形成过程当中,少不了那些来自外在的力量,对于方力钧来说,影响自己的人固然来自不同领域,但大体上形式最有影响的居多,“精神上可以提供给我坐标的人相对比较少,因为人生的坐标比较不容易找嘛。但最终还是现实影响比较大,我自己觉得艺术创作的主动因是现实生活中的“痛感”,就是你在现实生活中最不可逾越的问题,最后都集结起来,成为你的艺术创作所考虑或好奇的核心。你想像一下,比如说你经过了20年或者30年有个问题你始终绕不过去,这个时候它成为你讨论的核心和创作的动力了,这种创作对于你个体的生命是最有意义和价值的,所以你本人也是很充实的。”

“其实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是一个悲观主义的乐天派。”     —方力钧

“当然,生活本身是很美好的,但生命的本质就是问题,如果生命没有问题的话那就太无聊了,所以生命里有问题,生命要面对问题,这才是正常的,我是说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本质是这样的。我自己肯定是一个悲观主义的人,但是现实生活中我是一个乐天派。”

收益是艺术品的附加值
作为当代艺术四大名家之一,方力钧在人们眼中看起来往往是“成功”的。但他自己对成功却有着不同的定义,“我们对于艺术家的成功有不同的判断,很多的人会觉得艺术家看起来很光鲜,很容易记住,被市场接受。其实另外他还有很多的可能性,他对艺术充满热爱,他表达了他自己所思考的问题。从另外一层来讲他有别人看起来的成功和你自己认为的成功两个层面,我们好像是在用一个词来说一件事,但是因为立场的不同,而我们说的又不是同一回事。”

悉数方力钧的作品,其实“小光头”们和观众看到的也不是同一回事,不管是打着哈欠还是咧嘴大笑,都颠覆人们在传统文化中沿袭的美感,方力钧说,“我们为什么需要好看的形象,什么样的形象是好看的?到底是解决问题重要还是好看重要?对我来说发现自己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比别人看起来好看更重要,就好像裹小脚是好看的,那你就不能奔跑了,为什么总是把自己打扮得忍受痛苦而放弃奔跑和自由的能力呢?如果我们能够健康地去讨论一个问题而不是在生活中去掩盖问题,抛开宁肯失去自由也要让人觉得我好看的想法,那么生活会舒服很多。”一直强调独立和自由的方力钧,在自己的作品中也无不体现出个人对生命体的思考,并且往往忽略市场与潮流。

“如果说艺术家必须考虑市场,那他应该是有一个宏观的考虑,考虑自己是追逐市场还是超前走在市场的前边,在二十年以前的时候,艺术创作的核心价值是:你不可或缺的!如果你的作品是可有可无的状态,那就谈不上价值了,可能你能得到一些经济上的回报,但价值是没有的。从这一点上考虑,只有真正把自己的艺术做好了,能够把自己认为的重大问题解决了就很好了。其实我们作为一个艺术家或者作为一个社会人,现在传媒也这么发达,如果你真的独一无二的、不可或缺的,又能代表一些人的心声,那你被淹没的几率是很小的。所以,你考虑市场和不考虑市场差不多也是一样的。因为你知道你的价值是如何体现的,你知道如何价值最大化,那么就去做这样的事情就好了,其他的事情会有别人来打理。而我,还是多考虑创作型的工作,去做作品,而不是关注市场和收益,我当然希望收益很多,但我希望收益是一个附加值,如果只考虑收益那我就去做一个商人好了,所以,个人觉得收益和创作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收益应该是作品的附加值。”

从来都自称草民的方力钧从未把自己摆放在当代艺术的神坛之上,也从未将自己与观众划分开来。他认为,“没有我自己和观众之间的截然的差别,人和人之间是相通的,就像我们为什么可以交流,是因为我们在一个共性的平台上,但是我们长的不一样,我们的性别、背景、好奇的事情不一样,然后我们被这些不一样所迷惑,就误以为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人,这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的背景可能是99.9%的共通的平台,而不是差异的平台,尤其是在艺术家这个工作领域里面,我们是找差异性的,我们可能只有0.1%的差异,但它又差不多是我们工作的全部,所以我们就误以为我们是完全不同的种类。我们就忽略了共性的平台,但事实上,人与人的基本情感都是一样的,如果你觉得疼的,别人也会觉得疼;只要你觉得心里暖和的,别人也会觉得暖和;让你感到喜悦的,别人也会感到喜悦。如果一个艺术家选择自己认为重要的主题去创作,去做你认为最恰如其分的外在的表达方式,大体上别人也会以为你是为我创作的,而不是为你个人创作的了。如果你有了这样的认识和自信,你和观众之间就没有那么隔阂,就按照自己去做就好了,用不着专门去研究观众。在中国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有多好,我们当代艺术形式就有多好。国家有多乱,我们当代艺术形式就有多乱。人民有多疯狂,那么我们就有多疯狂。”

最后,方力钧说:“我在圆明园画家村的时候常常跟朋友讲的一句话就是,‘黑夜好用功’,一方面是自己的创作欲望是很强的,另一方面就是当时正是需要人发出声音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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